在西方哲学辩证法进步的历史星河中，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是两颗明耀的巨星：一个是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高峰上的皇冠，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辩证法上的魁首。两颗巨星遥相呼应，构成西方哲学进步史上两个超越感应的光环。恩格斯把亚里士多德誉为"古时候世界的黑格尔"，并且还指出："辩证法直到目前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1]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博，以致在各人所处的历史年代构建成了包罗万象的体系。但，深究他们两人之所以可以成为两种辩证法形态的代表，其根本缘由在于他们以各自特有些方法触及到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探索了辩证法本质的深层结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作了深刻的概括："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与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和它的主要特点。黑格尔是如此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常常在这周围兜圈子。为了进一步深入把握辩证法的理论实质和总体特点，扩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是有要紧意义的。

1、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不是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一样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大家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大家存在又没有。"[2]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进步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与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不是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好像矛盾是虚假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种历史入口，以他特有些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历程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其次又从不一样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说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其他人所不可以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饰"，"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

> 可否据此觉得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可以，由于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进步史上历程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开创者，他十分了解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遭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没办法自拔，一个要紧是什么原因因为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定义的确定性，觉得不可以说一个东西是"如此又不是如此"。没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一样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尤其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括内在差别的，因而具备空洞、孤立、静止的特质。辩证法则需要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己中包括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拓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大家看见了陆地；没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没办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范围，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事实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不同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 metaphysik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肯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所有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渠道，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只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不是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备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大家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括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备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界线，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如何才可以同一，是如何（如何成为）同一的…。"[5]而是不是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规范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括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进步史的理论概况。

那样为何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一样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法的考虑，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普通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普通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只具备本体论意义，也具备认识论和办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普通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觉得从这里"发现辩证法所有要索的萌芽"不止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些"，而且是"自然科学"向大家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讲解，则是因为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所统治。这种思维方法的重大特点就是使用片面、孤立的办法去考虑所有。觉得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法以沉重的打击，但康德觉得"二律背反"只不过主观幻相，否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可以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一样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时候的芝诺不承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觉得"二律背反"只不过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2、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进步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因为这两位大师所处的年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大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别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有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少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一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所有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可以同时出现的。"[3]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别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比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只只停留于现象的考虑，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常见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维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说明中，大家可以比较了解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常见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备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一定和否定）的对立，只不过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常见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己中包括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大就没小，没生就没死，没冷就没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势必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更不是变成随意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况。"[10]但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况，尤其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达到常见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时候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如果《逻辑学》）从不一样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进步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进步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觉得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进步提炼出一个更常见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己。"[6]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常见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缘由和历史缘由。在理论上，黑格尔觉得"矛盾"势必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觉得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备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我们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觉得"所有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愈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真理就是矛盾。"天地间绝没任何事物，大家不可以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矛盾则是所有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由于自己具备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备动力和活动。"[6]黑格尔从矛盾的常见性和事物进步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常见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原因，这就很难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少"进步和提升"。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考虑到打造统一性，并从统一性进步出差别来。"[11]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达到矛盾的统1、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高为辩证法的最常见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如火如荼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所有辩证法的源泉。"[12]

因此，"矛盾"范畴势必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早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打造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少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略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年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将来，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所取代。中世纪将来，在西方哲学进步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去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过去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以外，在哲学进步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重大特征就是考虑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可以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考虑方法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 （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倡导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最重要的和具备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在黑格尔辩证法获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因为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后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势必走到进步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后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



3、亚里士多德的进步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达成的；黑格尔的进步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达成的。

辩证法是关于进步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进步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打造辩证法进步观的非常重要的基石。但进步的动力与泉源和进步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一样的思想家对进步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进步的把握和对进步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要紧范畴间关系的说明而达成的。

关于事物进步的动因问题，泉源问题，早已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难点。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先哲过去用各种不一样的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难点：比如恩培多克勤用"爱"和"憎"、阿拉克萨戈拉用"努斯"、柏拉图用"神"。他们的一同点是用事物的"外因"来讲明事物的运动和进步。亚里士多德则一反古希腊先哲的外因论，企图从事物内部寻求事物进步运动是什么原因。他用"现实"和"潜能"这对范畴从大体上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觉得在事物自己内部就包括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这是"潜能"；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一经展开，就由"潜能"变为"现实"。他说"潜能<能>，<潜在>的命意（一）动变之源"，"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3]这里的"将自己当作它物"事实上是一种内在矛盾，与黑格尔所谓"本身在自己的映现"[6]有相同的涵义。在《物理学》中他还指出："所有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己内在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些是空间方面的，有些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些是性质方面的）的根源。"[10]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讲解事物的运动变化，不只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定义：缘由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势必与偶然，等等。这类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的辩证性。

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在确立"对立统一"是事物前进运动的根源时，他却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达成进步。因此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学说中，"否定之否定"占有极为要紧的地位。在《逻辑学》里，"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相互纠结，在大多数的篇章里"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学》所描述的思维的辩证运动，是从"纯有"开始的，"纯有"就是纯粹的无规定和无内容的定义，因此它在自己中就潜藏着自己的"否定"，势必向它的对立面"无"转化。"无"虽然是没内容的定义，但也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使"无"与"有"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后一次"否定"产生一个新定义即"变易"。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根据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构造造的。因此，黑格尔特别看重"否定性"范畴，觉得"引导定义自己向前的"就是这个"否定的东西"，"它是定义自己所具备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的辩证的东西。"[13]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的看法来讲明事物进步，还是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讲明事物进步，他们的进步观都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由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还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杂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讲明所有事物进步，因而也就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开始，最后走向"第一推进者"，这就使得他的动变说罩上了浓重的神学光环。

亚里士多德最后皈依了神学，这决不是偶然的，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辩证法中有僵死的东西。这种僵死的东西源自他还没科学地学会对立统一法则。虽然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以此为突破口，天才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紧急地破坏了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没真的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虽然承认"一般在个别之中"，反对一般在个别以外，但他又觉得在个别之中的一般是先于个别的，决定个别的。这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列宁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就已经概括出一个要紧的理论结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性已经存在于刚开始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子'和个别的房子。"[5]既然一般可以先于个别，决定个别，那样继续往上推溯，这就一定有一个最后决定所有个别的最常见的一般，这就是"神"。"神学"的藩篱最后抹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抹杀了他的辩证法。

> 至于黑格尔则完全把他的辩证法打造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比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更完整地探索和论证了"对立统一"，但同样把这一学说愈加神秘化了。黑格尔在对立统一学说上散布了重重浓厚的迷雾，以导致人总是看不清辩证法的实质之所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只不过"纯定义"的自己进步、自己认识的思辩体系。"纯定义"是一种脱离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无身的理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性"在自己以外既没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盘，又没可以和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讲，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4]这里面有多少主观随便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黑格尔在架构他的辩证法体系时，在形式方面用了更大的功夫，把"对立统一"学说强制地纳入一个个僵化的结构。因为架构体系的需要，黑格尔总是把"否定之否定"看得比事物自己的矛盾性更为要紧，把它看成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作了结论："矛盾思维"虽是"定义的本质要点"，但只有"否定性"，才"构成定义运动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己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所有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己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6]

对于辩证法实质的二重理解是贯穿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思维之谜。这说明了两个要紧的理论问题：第一，《逻辑学》所展示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实质内部结构"并没被哲学家"自为"的把握；第二，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统一"规律，还没最后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化开来，黑格尔所看重的是"矛盾"的范畴，对矛盾规律的理解还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 虽然在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学说中，不时地"爆发出革命的火光"，但这一学说因为过分强调"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强调"矛盾的解决"，思维的过程以所有矛盾在"绝对观念"中的调合、消解与告终。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进步达到了最后否定所有矛盾的"合题",他的进步观也就半途而止了。



4、简要的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大家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一个大致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第一，大家看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从不一样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说明"对立统一"规律不止是支配客观世界的主要规律，也是支配人类思维的主要规律，它具备客观性和强制性。历史上不一样的思想家可以找到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但辩证法的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列宁觉得"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如此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5]是对辩证法史的科学总结。

第二，大家看到作为辩证法实质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5]，在历史上也是不断进步、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主要范畴这表现为古希腊辩证思维的要紧特征。这个时候的个别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对立面的统1、联系和转化，但觉得这是一种难点，非常难解决，仍处于探索过程中。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列宁指出"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学会这种思想，没学会辩证法。"[5]只有近代德国的黑格尔才比较深刻地把握了"对立统一"的思想，黑格尔的"矛盾"范畴突出了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又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一定和否定的"合题"，而致使黑格尔辩证法的自我封闭。

3、"对立统一"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动力，可以通过不一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潜能"和"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否定之否定"。但因为两位大师都受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这两种形式都未能完全展示"对立统一"的动力用途和对进步的深刻的内在机制。只有把"对立统一"打造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完全科学的表现形式。

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都存在着紧急的缺点，但在西方哲学进步史上也只有他们两人才系统地探索过"对立统一"学说，并确定一系列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因此，大家在建构和拓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时也需要进一步开掘这两位大师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上卷.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5]列宁《哲学笔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7]黑格尔《小逻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8]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讲解篇》, 商务印书馆, 1986.

[9][古希腊罗马哲学], 北京·三联书店, 1957.

[10]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第4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1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